大概七八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叫《邮差》，是1994年的电影，又名《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》，虽然情节忘得干净，但聂鲁达留给我的感动还在。印象中这部电影的主要叙述视角放在邮差小哥的爱恋上，但我极其确定这是一部讲智利诗人聂鲁达的电影。正因为那些年看过的电影很少，为之哭过的更少，所以印象深刻，看到《追捕聂鲁达》这部片子的名字时，我就想看看它是不是能接上我脑海中那个伟大的诗人。
聂鲁达是智利最著名的诗人，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因为政治原因，他曾有过一段流亡生涯，这要从1945年7月8日他加入智利共产党说起，那一年他作为智共候选人当选为议员，第二年，智共和激进党等左翼政党联合组成人民阵线，在大选中获胜，由激进党领袖加夫列尔·冈萨雷斯·魏地拉担任智利总统。他刚上台时，正值世界进入冷战时期，在国内外各种势力的逼迫下，加夫列尔·冈萨雷斯·魏地拉右倾了，不仅把共产党人赶出内阁，还下令逮捕共产党领导人。聂鲁达很生气，也没闲着，在国会发表了题为"我控诉"的著名演讲，对当权者和右翼分子进行猛烈地抨击，果不其然地被通缉了。
《追捕聂鲁达》这部电影就是讲他流亡生活的前半段，一开始他转入地下活动，在智利躲了两年，于1949年逃往墨西哥，后经阿根廷前往苏联，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。《邮差》讲的是流亡生涯的后半段，他住在意大利靠近海边的一个小镇上，邮差的爱情故事或许是虚构的，但在海边听海、写诗的生活是真的。直至1952年8月，智利政府才撤销对他的通缉令，他以绝对的热情度过了流亡的近十年光景，聂鲁达是将生命赋予诗歌的人，他让我看到诗的生命、饱满和热忱。
1971年的《巴黎评论》上（我推测访谈过程很可能发生在1969年，但是1971年才被刊登），聂鲁达被问道"如果你当选智利总统，你还会继续写作吗？"聂鲁达说："对我来说写作就好像呼吸。我无法停止呼吸而活着，就好像我无法停止写作而活着。"访谈者又追问"人们常说你要得诺贝尔文学奖了。如果你非得在智利总统的职位和诺贝尔奖当中选择，你会选择哪个？"聂鲁达说：“你无法在想象中的事情里做选择。”“如果总统职位和诺贝尔奖杯现在就在桌上呢？”"如果他们把这两样东西放在我面前，我会换张桌子坐的。"1969年智利共产党提名聂鲁达为总统候选人，聂鲁达的一生围绕着诗歌、政治和爱情，但是他为了智利左翼的团结，退出了竞选，所以无法成为总统。而另一边是诺贝尔奖在等着他，这是怎样的人生啊。
电影里展现的被追捕的聂鲁达是无畏、甚至有些喜欢跟警察玩"猫和老鼠"这种游戏的形象，不过他才不是那只坐以待毙的老鼠，而是那只大猫。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的热情和狂欢，连拼上荣誉和性命逮捕他的警察也不能。佩卢恰努，那个警察的名字，很多次我感觉他像是聂鲁达在小说中塑造出来的人物，诗歌的语言所造成的真真假假的感觉，给原本平庸的故事增添了几分味道。但最后的结尾还是觉得有点故弄玄虚，看下来如果对聂鲁达的生平不了解，还是有许多刻意隐含的镜头，让人产生模糊，记不清究竟讲了些什么。
最后佩卢恰努倒在皑皑白雪中的独白有些感人，经历了那么多执念，他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，他说"我此生始终坚信我是佩卢恰努家的孩子，警察的孩子，但现在或许我是聂鲁达家的孩子，人民的孩子。我不在乎是否是他塑造了我，不在乎他把我塑造成了配角，我也同样塑造了自己，并且塑造得很拙劣，我为自己捏造了一种生活，孤独、无爱，但诗人把我塑造成一个狂烈的夸夸其谈的角色，他甚至给我安排了一个华丽的谢幕。"不只是警察，在聂鲁达周围的人和事里，所有人都是配角，他们都会被诗人的光环和热情所吸引，连敌人也不例外。
在聂鲁达家中的墙上，贴着两张反聂鲁达的海报，海报上是他的头像，以及那句"聂鲁达滚回家"，另一张上是他的照片和一行字"聂鲁达，他为什么还没自杀？"只有被追捕者才会被追捕，在聂鲁达的世界里，他不在意自己是不是被追捕的人，他不是猎物，或许这世界才是猎物，他是诗人，追捕这世上最美的诗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