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热爱我的祖国——看在鲱鱼的面上，我热爱！

读乔伊斯《都柏林人》时遇到困惑，对他的政论不甚明朗，恰有这样一本《乔伊斯文论政论集》，开篇便是翔实的文集总序和导言，吸引我对他的人生有了大致了解，小说毕竟还是和现实经历隔了一层，这本书正好可与《尤利西斯》、《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》互为补充。

书中收录了乔伊斯从14岁到55岁写就的随笔、书评等文章57篇，主要涉及文论和政论两方面，多数曾在报纸上发表过。文前不时穿插着编者精准、凝练的解说性文字，编者之一便是那位大名鼎鼎、写过《乔伊斯传》的理查德·艾尔曼，只看文前寥寥数行字，我都对这本传记产生了兴趣。对乔伊斯的研究，颇有种舍他其谁的感觉，唯一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因为太过熟稔而显得油滑。

即便已经有了优秀的文集总序、导言、文前解说，还是丝毫没有掩盖乔伊斯的光芒，我很庆幸能在这本文集中看到乔伊斯不同阶段的成长变化，一个活生生、有血有肉的乔伊斯，一个没有故设谜题、故意使用冷僻词汇的乔伊斯。如果小说中展现的乔伊斯是斯蒂芬·迪达勒斯身上刀锋般的冷峻，那么这本随笔集中的乔伊斯展现的则是热血，两种属性合二为一，使得他的人格魅力又提升数倍。

乔伊斯在青少年期的作品中就展现出思辨和逻辑，十七八岁谈论戏剧头头是道、颇有大师之风，敢于肯定和否定一些见解，用清晰的语言论述自己的想法，不畏古、不泥古，直抒胸臆，他认为古希腊戏剧已经过时了，以莎士比亚为首的剧作家也已奄奄一息，莎士比亚的戏剧不过是"对话式的文学"，他提倡戏剧"新"流派，认为它们更具有生命力，在艺术的这一分支上更具优势。

他还认为"艺术一旦被过分拔高到宗教领域，那么，一般而言，就会在一潭死水般的清净无为中丧失自己真正的灵魂。"这些观点在《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》中也多有表述，不过在这篇《戏剧与人生》中让人读来字字铿锵、更为深刻。

紧接着是对易卜生《当我们死而复醒时》的解读，易卜生的戏剧便是他推崇的"新"戏剧。在《易卜生的新戏剧》这篇文章中他大量引用戏剧原文，独具针对性地进行细节剖析，入木三分，与已成名的大师旗鼓相当，读来非常过瘾，如果不是看了一下他写这篇文章的年龄，谁能想到竟出自一位18岁少年之手？我在这篇文章中发现，易卜生的这部戏剧或许影响了《都柏林人》中《痛苦的事件》这篇小说的创作，日后也学着这样的比较详细写写。

乔伊斯前期的文论是富有哲思的文论，到了中期是更富艺术性的文论。由思想上的硬核转化为兼具感官上的丰富，思想是其骨，艺术是其肉。

《易卜生的新戏剧》和《威廉·布莱克》都让人击节赞赏，这两篇的风格能感受到明显变化，中期的文章注入了《尤利西斯》中语言的气质，他将小说中的语言运用到文论中。

譬如他写道："布莱克夫人我已经提到过三次，我该谈谈诗人的婚姻生活。布莱克二十岁那年坠入情网。那个女孩子看上去傻乎乎的。名叫波莉·伍兹。这场青春之恋在布莱克早期作品《素描诗集》和《天真之歌》中放射出耀眼的光彩。但是，这次恋情结局来得很突兀。她认为他是个疯子，或者比疯子稍好一点，而他呢，觉得她是个轻佻女孩，或者比轻佻的人更坏一点。"这段让我觉得乔伊斯在《尤利西斯》中对莎士比亚的猜测和莎翁情事的描写绝非偶然，有这类文论的写作为基础。

这一时期在谈论人物的时候，不管是作家还是政治人物，不再只是单纯说理，对人物本身或事件的描写如在眼前，如临其境，这种距离不是人与人的距离感，更像是作为小说家的乔伊斯和他笔下人物的距离，皆被他信手拈来。到了1912年左右的几篇，应该是受小说创作的影响，语言越来越优美，文论不再偏于"论"。

后期的文章，也即最后几篇，别人邀请乔伊斯来为一些作品评论，他并没有像年少时那样认真写书评，仅仅是有些敷衍地对别人的性格进行点评，或者像《从遭禁作家到遭禁歌唱家》中那样，直接采用了全篇都是注释、几乎看不懂的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的风格。这时感觉他在憋着一股气，来进行自己作品的创作。此时不容分心，一旦分心，凝聚起来的力量就散了。

1907年，《都柏林人》出版被拒后一年左右，他写了几篇关于爱尔兰的政论。以前我不理解乔伊斯，《尤利西斯》中的斯蒂芬·迪达勒斯是个偏冷峻的文学青年，他流亡欧洲，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才重返爱尔兰，并且因为摒弃天主教信仰问题拒绝为母亲祈祷，被认为是害死母亲的人。同朋友的对话中，他表示：如果英国继续占领爱尔兰，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离开故土，这，算是背叛爱尔兰的人么？

《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》中更为年轻的斯蒂芬·迪达勒斯向我们诉说他为什么离开爱尔兰，为了追求艺术的梦想，在这个被上帝抛弃的岛国上，他没办法实现自己的艺术抱负。还有在他准备离开时说的那一原因："我准备一百万次去接触经验的现实，并在我心灵的作坊中铸造出我的民族的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良心。"当时这话说得漂亮，没有实践作为依托，就是显得有点假。所以我不理解他，我以为迪达勒斯离开爱尔兰是为了个人对艺术的追求。

最近恰好在看《觉醒年代》，剧中一开始讲述中日签订"二十一条"后，一些在日本留学的热血青年分成两派争着要给祖国谋出路，陈独秀回国后办起了《新青年》杂志，同为《新青年》撰稿人的易白沙对中国当时的现状感到悲观，他说看不到这个国家有什么出路，陈独秀说"我们要给这个国家找药方子，我们不努力，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治了。"于是一大批文化大师开启了以文学带动政治的新文化运动。再看乔伊斯所处时代的爱尔兰，比当时的中国更没有出路。

乔伊斯对爱尔兰的关心体现在他的政论里，他深入到爱尔兰身上每一个切实的问题，人口问题、税收问题、农业问题……写到这些字字泣血，让我明白他绝不是为了自己的理想离开爱尔兰，而是那个为爱尔兰寻找药方的先驱。我也感受到了为什么戴从容老师说"乔伊斯常被中国学者比拟为爱尔兰的鲁迅。"读完《爱尔兰公开受审》诸篇，我觉得乔伊斯就是爱尔兰的良心，他把热血洒向这片看不到未来的土地，对这座岛屿爱得深沉。

乔伊斯对爱尔兰那种让人心痛的热爱，也唤醒了我对他文学作品的热爱，我觉得《都柏林人》值得，《尤利西斯》值得，甚至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也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细读，去品味，一种情感带动了另一种情感。

在《炉火中的煤气》这首诗中，乔伊斯难得地、赤裸地表露了自己的悲伤与深沉的热爱：

我应对爱尔兰负责：

她的荣辱在我的手中掌握着，

这块可爱的土地总是要让

她的作家、艺术家去流放

而且以爱尔兰人的幽默精神

一个接一个，背叛了她的领导人。

这是爱尔兰式的幽默作风，

把生石灰扔进了巴涅尔的眼睛；

正是爱尔兰人的聪明才智保全

罗马主教漏水驳船的厄运